目前，在“腐敗殘余”的導致下，某些文化教育下屬的部門，違背國家有關高教改革政策，繼續打著“加強管理”的旗號，棄文化教育的中心內容而不顧。在單位內部，各自為王、人浮于事的擴充領導機構，壯大管理隊伍。這種十分不科學的奇怪現象，并非來源于荒唐與盲目的認識不足和探討實驗，而是來自于“拉幫結派、結黨營私”唯利是圖的有的放矢。這種唯權耀勢的不正之風，實在是難以名正言順的以理服人。

　　我國古代對文化教育只有一字之稱，那就是“禮”。在古代中央集權制中早先就有了領導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的“禮部”機構。另外，我們祖先的文明史上對文化人素有“精通六藝”的講究，即“禮、樂、劍、騎 、書、數”。不難看出，“禮”亦是首當其先。

　　既然，文化教育以“禮”而稱，“禮”在今天看來，同樣是文明與高雅的表現與概括。那么，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必要盡量減少一些強制低陋的“行為管理”，提升一些文明高雅的“文化氣氛”。這些年來，鄙人一直倡導“教育是文化的心靈感應”之教育理念。然而，與之相悖的“教育須強制的行為管理”仍在過分的活躍和蔓延。

　　《論語》里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文化、科研、教育等領域里，領導對有修養層次的知識分子，有必要清晰地區別行政管理與文化學術的不同性質，善始善終以理崇禮，用先進的科學理念，結合實際，通過文化的感染、知識的感化，正確的誘導、提高大家的自覺性、調動積極性、發揮主動性、體現能動性，激發興趣性而達到情緒的高漲性。因為知識分子力求的事業與公共利益有著密切相關的嫡系，所以，他們在情不自禁、熱情洋溢自我專業的同時也巧妙地推動著集體工作的進行和開展。不約而同的兩全其美，何樂不為而當嘉推廣呢！

　　“君子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誠者自成，而道自成”學術人廢寢忘食、如癡如醉的敬業天性，在不同的程度上“而道自成”。然而，多余的強制管理對他們節外生枝和畫蛇添足，無疑起的是破壞、干擾、凌轢的傷害作用。再者，“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興師動眾的龐大管理多此一舉抬著大炮轟蚊子，對于文明高雅的文化教育環境，大有風牛馬不相及、陰差陽錯的情理不合。在文教圣潔的殿堂下草木皆兵、大動干戈，無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故弄玄虛、無事生非的濫竽充數。 《大學》里“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齊其家，治其國，平天下”早已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教育的神圣使命：渴抱求知的誠其意，便規范良好的正其心；用崇尚的心修其身；必然修養的齊其家；萬家融洽的治其國；則國國泰然友好的平天下。天下和平孰適強制管理的剩余？可見文化的心靈感應何等之遠見和重要。

　　中國教育之所以有高瞻遠矚的偉大的思想一如既往地對人類社會起著巨大的貢獻和影響，就是因為他提倡和貫穿著久經不衰、勇往直前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高尚宗旨。恰若“上善若水”，推文明文化親近千家萬戶，使廣大百姓至德知禮、以禮興德而揚善。如此盡善盡美其政通人和，無不翰林所愿、民心所向乎！

　　早有《學記》銘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由于文行忠信的學術君子素質崇高、修養所臻的熱情本能，他們總是積極主動地據德執禮，視文化道德為性命，大可沒有必要額外的行政管理用心良苦和枉費心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在有關文化教育的部門里，擺正“文化的心靈感應”與“強制的行為管理”的確切位置迫在眉睫。在人類社會文明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文化治理”與“行政管理”之間的舉足輕重值得令人冷靜地深思與當機立斷！

　　自奚健斌手稿 2010年至9月1日于西安美術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