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學教授們的脾氣（隨感）

蔣東新

抗戰期間，國家財政很困難，大學教授的生活比戰前下降了許多，當時大家都很窮。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曾規定大學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發給一筆“特別辦公費”，但在西南聯大，各院系負責人就不愿意拿這筆錢，因為這樣會引起其它教授的不滿，為此聯大各院系負責人上書校方，表示拒絕領受這項特別補助，原因是“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最后只有每個校委會常委每月領了一份。

西南聯大教授楊振聲先生講小說必稱沈從文，講戲劇必稱丁西林，為什么聯大國文課本中沒有選沈從文的小說呢？據說，當年討論篇目時，規定過一個原則，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選，這么一來就連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沒有機會在國文課本中露面了。

張奚若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他的敢言是出了名的。西南聯大時期，有一次張先生去參加國民參政會，他發言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蔣介石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離開會場回到昆明。下次參政會再開會時，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函的路費，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不出席國民參政會了。

張東蓀是老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自己的精神氣質就很有代表性。當年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的時候，在校務會議開會時，每次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有一次他即奪門而去，聲言：“下次如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像張先生這樣的傲骨和不滿形式主義的態度，在老大學里并不罕見。

1939年3月，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后，為了加強對大學的控制，通過行政手段，對大學教育的很多方面強行統一管理，比如統一招生，頒布大學課程科目表，統一課程教材，大專以上學校實行總考制等等，嚴重窒息校園的自由空氣，限制師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聯大師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聯大教務會議對教育部的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據理抗駁，要求教育當局給予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

這些事情，看起來雖小，卻反映出民國教授們的脾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尊重教授，是辦好一所大學的第一要事。大學是教授們的大學，大學依賴教授而存在，教授是這里的主人，因為有了教授才會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會有教授。所以民國教授們的脾氣“大”一些，也就無可厚非了。只是對于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和那些“所謂’教授們，難道我們不應該從中受到什么啟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