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全國全民的大饑餓，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對那個年代能有模糊印象的人，也有六十多歲了，參與那個年代的人，到如今也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

我是年過七旬的老人，從小生活在礦山，親身經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饑餓歲月。生活在當今這個物質豐富的年代，回想起那時難耐的饑餓，越發讓人珍惜現在的生活。作為過來的人，我把聽到的、看到的和自己親身經歷的就實話實說吧。

事情得從一九五八年說起，這一年是全國大躍進的一年，也是瘋狂的幾乎失去理智的一年。那時工業上我們要趕美超英，全國大辦鋼鐵，要突破一千七百萬噸鋼。這年秋后，我們礦山的職工也積極行動起來，小土爐、遍地開花。砸鍋煉鐵，家里的鐵鍋鐵勺、門上的鐵環、廢棄的鋤鐮锨?等，通通無賞拿來煉鐵。這些破銅爛鐵弄到鋼鐵廠能煉成好鋼，練出來的鋼竟是群眾說的狗屎鐵。那鐵塊像蜂窩一樣充滿小孔，有的像火山石，有的像澡堂子里擦腳后跟用的石頭。農業上的口號喊得更響，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浮夸風越吹越大。

那個年代，工作寧可左不可右。所謂“左”是工作方法問題，所謂“右”那可就是階級立場、路線的問題。如果脫離實際，脫離客觀的瞎指揮，在當時被視為是左、是工作方法，犯不上錯誤。經過大半年的折騰，五九年就現出原形。口糧定量壓縮了又壓縮，副食品減了又減，全國一盤棋，走到哪里都一樣。這就應正了“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有句老話叫手大捂不住天，中國這么大，老天爺管不了那么多。南方澇了北方收，西部欠了東部補。遇上災年，逃荒要飯還有個去處，有條活路可尋。

在那樣的年月，不僅農村困難，礦山也困難。農村的親戚到了礦山飯量大，讓礦山的親戚很為難。礦山是靠供應糧（即商品糧）生活的，農村的親戚住上幾天，就把人家好幾天的糧食都吃光了。

1957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也是那年九、十月間，礦里決定干部職工每月供應糧（即商品糧）：31斤（另加5斤糧票），，家屬：28斤，小學生供糧：10斤，中學生供糧：18斤。供糧看來不算少，但那時的人“肚子中缺油水”，加之隨即而來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等，體力勞動強度大，所以“老是覺得吃不飽”。當時我在礦山中學讀高中，除上課外，每周安排不少勞動，體力透支，常伴有饑腸轆轆之感。進入1959年秋，礦山推行“公共食堂化”。母親打回飯，我們弟兄姊妹七八人圍在飯盆旁，等給我們逐一分過飯所剩無幾。那個年代，糧食定量，蔬菜水果雞鴨肉都沒有，日常用品憑票供應。糧食不夠，人們都是用“增量”法，摻糠，摻野菜。我記得有一次，我二哥和同學去捋野菜，回來時臉就腫了。第二天，眼睛封了，嘴也張不開，臉上腫的皮膚發亮直流水，肯定是過敏了，也沒去醫院瞧，吃點脫敏藥。母親為了安慰二哥，給他做了一小碗熱湯面，那時也算是“貴客”待遇了。

從1960年至1962年，因天災人禍我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1960年夏，我高中畢業，鑒于報考師大伙食費由國家負擔，我報考江西師大，終于如愿以償。那是一個“極左”思潮作怪的年月，不幾天中文系300余名新生即被指令到農場進行為時半年的“勞動鍛煉”。勞動強度大，伙食差，我勉強支撐一月即告病假。不幾日帶隊老師出于“照顧”讓我為農場放牛，我成了現代蘇武，20多只牛，在農場的山坡上游走。“禍兮福所依”，將牛趕到河邊，我便沉醉在外國名著中。但由于饑餓不時襲來，難以忘卻的是有一次我竟斗膽偷食了農場菜園中的一個茄子，雖說生食，可當時覺得味道好極了！

1961年后半年，大學生因營養不良大多程度不等地得了浮腫病，我的小腿肚用手指一壓就是一個小坑，半天難以復原。1962年上半年，我讀完大二，南昌吃糧極度緊張，所謂“低標準”口糧亦難供應，于是省政府決定南昌幾所院校放長假一年。放假時我回到礦山，始知礦山也是如此，“各學校放長假，礦里號召學生挖野菜度饑荒”。我家中生活也困難，迫于生計，到礦里的農場做臨時工。雖說勞累不堪總算能填飽肚子。1963年我才又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校園，完成了后兩年的學業。

一個作家曾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回望那些饑餓的歲月，我們更應該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共創社會和諧、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