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卷詩稿的運氣真壞！我為它碰過好幾回壁，幾乎已經絕望。現在承開明書店主人的好意，答應將它印行，讓我盡了對于亡友的責任，真是感激不盡！

偶然翻閱卷前的序，后面記著一九二四年二月；算來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無隅的死更在前一年。這篇序寫成后，曾載在《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上。那時即使有人看過，現在也該早已忘懷了吧？無隅的棺木聽說還停在上海某處；但日月去得這樣快，五年來人事代謝，即在無隅的親友，他的名字也已有點模糊了吧？想到此，頗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與無隅末次聚會，是在上海西門三德里（？）一個樓上。那時他在美術專門學校學西洋畫，住著萬年橋附近小弄堂里一個亭子間。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從溫州到上海來玩兒；因為他春間交給我的這詩稿還未改好，所以一面訪問，一面也給他個信。見面時，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臉，還和春間一樣；從我認識他時，他的臉就是這樣。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會突然離我們而去！——但我在溫州得信很晚，記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兩個月；那時我還忙著改這詩稿，打算寄給他呢。

他似乎沒有什么親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沒人能說得清楚，我至今也還有些茫然；只知道病來得極猛，而又沒錢好好醫治而已。后事據說是幾個同鄉的學生湊了錢辦的。他們大抵也沒錢，想來只能草草收殮罷了。棺木是寄在某處。他家里想運回去，苦于沒有這筆錢——雖然不過幾十元。他父親與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這詩稿能賣得一點錢。不幸碰了四回壁，還留在我手里；四個年頭已飛也似地過去了。自然，這其間我也得負多少因循的責任。直到現在，賣是賣了，想起無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濕里，在數年的塵封里，還不知是什么樣子！其實呢，一堆腐骨，原無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執，打破卻也不易的。

無隅的父親到溫州找過我，那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這是一個老實的內地人。他很愁苦地說，為了無隅讀書，家里已用了不少錢。誰知道會這樣呢？他說，現在無隅還有一房家眷要養活，運棺木的費，實在想不出法。聽說他有什么稿子，請可憐可憐，給他想想法吧！我當時答應下來；誰知道一耽擱就是這些年頭！后來他還轉托了一位與我不相識的人寫信問我。我那時已離開溫州，因事情尚無頭緒，一時忘了作覆，從此也就沒有音信。現在想來，實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過林醒民君，他真是個值得敬愛的朋友！最熱心無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斷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溫州的時候，他特地為了無隅的事，從家鄉玉環來看我，又將我刪改過的這詩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遍，給編了目錄，就是現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溫州，他也到漢口寧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給我，信里總殷殷問起這詩稿。去年他到南洋去，臨行還特地來信催我。他說無隅死了好幾年了，僅存的一卷詩稿，還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難以放下的心事；請再給向什么地方試試，怎樣？他到南洋后，至今尚無消息，海天遠隔，我也不知他在何處。現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轉，讓他知道這詩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興的。古語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他之于無隅，這五年以來，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難能的！

關心這詩稿的，還有白采與周了因兩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說，叫《作詩的兒子》，是紀念無隅的，里面說到這詩稿。那時我還在溫州。他將這篇小說由平伯轉寄給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設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識；因這一來，便與平伯常常通信，后來與我也常通信了。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緣。我又告訴醒民，醒民也和他寫了幾回信。據醒民說，他曾經一度打算出資印這詩稿；后來因印自己的詩，力量來不及，只好罷了。可惜這詩稿現在行將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見著了！周了因先生，據醒民說，也是無隅的好友。醒民說他要給這詩稿寫一篇序，又要寫一篇無隅的傳。但又說他老是東西飄泊著，沒有準兒；只要有機會將這詩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現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這般遠，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這詩稿，溫尋著舊夢，心上倒像有幾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9日作。

（原載1928年7月22日《文學周報》第2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