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一）廣州有個石牌村（二） 深圳打工紀
（三）廣州應聘紀（四）廣州打工紀

（一）：廣州有個石牌村
序：（廣州天河石牌村，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國內最早最大規模的城中村）筆者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南下廣東時，曾在此地被困留一年有余。
回憶起在石牌村里度過的那些日子，和所經歷的種種件件。雖已事已過遷，時過多年，但那段難忘的經歷，對心靈的沖擊，對靈魂的洗禮，對人生的磨練都是刻骨銘心的，在茫茫人生的歷程中，留下了永遠不滅的痕跡。
九十年代初的廣州，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當時市場經濟已逐漸完善，新思想、新觀念與日一新，南來北往的人們各自懷著不同的夢想，源源不斷地涌向廣東，南下潮，風起云涌、氣勢蓬勃、波瀾壯闊。
廣州是一個極富包容性的開發性城市，充滿了精彩與神秘。你隨意之間就可以看到它生機勃勃、奢華多彩的一面，又能很快地嘗受到艱辛困惑、痛苦無奈的另一面。那些從四面八方來求職、謀生的漂泊者、充滿幻想的淘金者、尋求發展的追夢人、為生存而艱辛奔波的人們。在那囊中羞澀的無奈之時，這個擠滿平民百姓的城中村，會以它巨大的包容性收留了他們。讓他們能輕易地尋到一個臨時喘氣的落腳之處、暫息之地。

　　 廣州天河石牌村，當地人稱為貧民窟，萬民窟，當時匯集著全國各地來廣州實現淘金夢想的各色男女，據說，在這塊4.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常駐流動人口約有30余萬人。廣州流動人口有三分之二在天河，而天河的流動人口三分之二在石牌村。在這個極為復雜的特殊人群和特殊的環境下的彈丸之地上，日日夜夜不斷的演繹著不同版本《七十二家房客》的故事，承載著幾多人群的喜、怒、哀、樂與夢想，釋放著他們各異各色不同的情懷。
當時的石牌、三元里及火車站并稱為廣州的三亂，石牌卻是為最，集黑、亂、黃于一體。石牌村的黑，還表現在它村子里終日見不到陽光，如住在石牌村的話，你總是不知道是時間了，當一覺醒來，只有看了表才知道是幾點。石牌村的亂名于兩點，一是道路、房屋布局的亂，初來咋到的人沒有不迷路的。有說，如果當年鬼子進了村，就如進入迷宮，讓他有進沒出，一舉便可將他殲滅之。初來的租客沒有一個不迷路的，就是住了二三個月，也會常常走錯了路，鬧不好還要繞一會才能找到自家的門。二是治安的亂，如果你家沒被小偷光顧過，那說明就不是石牌村了；屋屋好似“側目莫敢過其門”的“新龍門客棧”。村里每條巷子兩邊都是商鋪、飯店、酒樓、士多、發廊、大排擋的夜宵、喝啤酒吃炒田螺和燒烤的人們燈火通明、通宵達旦。小巷子里的街道上，不分晝夜地擠滿了匆匆穿梭的人群， 站在石牌村的村口向里面張望。彎彎曲曲的巷子里全是涌動的人頭，巷子兩邊有兩道華麗的“風景線，”一道是數不清的天南海北小吃店，門前燈紅酒綠的招牌和大大小小的發廊。一道是穿著質次價廉的時尚服裝，衣著暴露，千姿百態的站街小姐，自然分成左右兩行，一個挨著一個，一眼看不到尾。
城市現代化的建設，讓那些祖祖輩輩以農耕為生的郊區農民如夢幻般地獲得了上天的恩賜。一夜之間突然改變了自己貧窮的命運。租賃房屋成了本土村民的豐碩收入，城中村中奇形百態的“握手樓”“親嘴樓”滋潤著城市現代化的建設，也在為那些廉價的勞工和外來人群提供廉價惡劣的生存空間。
為了更多的出租房子，石牌村的村民把所有能蓋房子的地方都蓋起了樓房，樓房密度之高，全國罕見，村里面，一年365天，天天有人拆房子，天天有人建房子。 所建的房子已經不是“樓挨樓” ，準確的說是“樓貼著樓”。樓高的有十層左右，低的也有六、七層。高高低低的樓房緊緊地貼在一起，樓和樓之間的距離只有20公分，甚至是10公分。很難能想象出來這樣的樓房是怎么樣蓋出來的。開著窗戶，一家說話，幾家聽，幾下就能從窗戶之間越過去。巷子里的街道很窄很窄，大多數街道只能過一個小推車，有的街道真正是“擦肩而過”。最寬的“逢源大街” 也就不過三、四米多。走在石牌村里的街道上，暗無天日。抬起頭。只能看到頭頂上從前至后的一道狹窄白光，分不出東南西北，也看不到陽光，來回轉上兩圈，只會覺得頭昏腦脹，心悶氣短，眼睛發花。要是能從空中往下看，村里的巷子密如蛛網，彎彎曲曲，條條相連。不管是春夏秋冬，任何時候。路面永遠都是濕漉漉的，街道上都是泥濘和水，很少有干的時候。到入陰雨季節，靡靡的雨水似春蠶抽絲般慢慢吞吐，把整個村子浸泡在一股濕潤膨脹的“氣袋”里。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鋪天蓋地的腐爛氣味，但奇怪的是，不管下再大的雨，積水一下子淹過了腳面，甚至快到膝蓋，雨一停，幾分鐘后，積水就會排的干干凈凈，從沒有聽說房屋被水淹過。

石牌村是當時全國高學歷人群居住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同時也是全國文化水平最低人員居住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石牌西路匯集著廣州電腦城、天河電腦城、太平洋電腦城等華南乃至全國知名的IT商城，常年住著近十萬IT界的精英。 與石牌崗頂不遠便是廣州的地標中信大廈、天河體育中心、天河城、天河購書中心、南方人才市場等。緊挨石牌東路便是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知名大學學府，在石牌村里居住的大多是周圍電腦城、公司寫字樓、商企的職員、也住滿了在周邊酒店、KTV/桑拿中心上班的小姐。 還有那些夾著文憑充滿幻想來自全國各地的應聘者，他們天天一群一群的來，天天一群一群的離去。如果你在牌坊口站上幾分鐘，便能看到拖著大把行李的人進進出出，他們帶著理想來的，也許是帶著遺憾離開了，還有哪些被打破了鐵飯碗，買斷工齡淪落為城市貧民的下崗職工。更多的是那些來自北方走出山區，離開田地，雙手空空及無一技之長而又渴望成為城市人的農民和他們的兒女們。還有那些因各種各樣原因不得不遠走他鄉的人們和社會邊緣人。在現實社會中，處處是銅墻鐵壁，一不當心便是頭破血流，絕大多數的人們都以不適應環境為由而撤了回去，也有那些付出了艱辛與痛苦，承受住現代城市生活的高壓力、高節奏，適應了它，并就此走向了“成功”；在一個資料上看到，知名的歌手汪峰、網易CEO丁磊、某知名畫家早期都在石牌村居住過。
廣州人把不講粵語的人都叫做“北方人，”不會講粵語，出了城中村就會與社會無法溝通，幾乎是寸步難行。但城中村里有90%以上的“北方人”。講的語言包羅萬象，有普通話、客家話、潮州話、湖南、湖北話、四川話、云南話、東北話、新疆話等等、等等。全國各地的絕大多數的語言、方言在這里都可以聽得到，甚至有操著津巴布韋英文的黑人也在里面瞎轉悠。講得的話是八大方言，南腔北調。吃的也是包羅萬象，要啥有啥。酸辣苦甜、清香淡咸，東北的羊肉餃子，重慶的麻辣火鍋，蘭州的牛肉拉面，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廣東拉腸粉等等、等等，就是西安的涼皮，陜北的洋芋叉叉也是能找得到的。
南來北往人，天天有退房走，天天有來人住。收購、出售舊家具，舊電器的生意十分火爆，要走的人，火急火燎。見錢就賣。入住的人，住了進來就要用，反正用的時間不會太長，能用就行，不挑不揀。一個舊貨店的老板得意的說過，有件舊電器他已經收了三次，賣出了四次了。
石牌村里的生活成本，低的可以容忍和接納任何一個剛下火車，身上只有分文的漂泊之人。村子里最簡易的房子租金可以按天支付，最低廉的飯食可以以元、角計算。在走投無路時，不用出村就可以學到混口小飯的生存技巧。倒賣個水果、甘蔗，出租個影碟、舊書刊。甚至站在村口，為初來咋到的人，中介上一間合適的住房，提提行李，搬搬東西，也是都混上一碗飯吃的。要是真能扎下勢，提上一個蛇皮袋，去揀那些滿地丟棄的礦泉水空瓶，就能每天過上“食宿無憂”的生活。我曾遇到過一個，惹了點麻煩，躲避在石牌村里的李姓陜西人，在無力再支付房租和飯錢的情況下，在街邊擺個小桌子叫賣起陜西涼皮，也維持了一段時間的“慘淡的生活。”
當時，石牌村里的人們，如同從四面八方飛來借居于此的眾多候鳥，息息一時。不管是在做什么生意的人，還是尋求和等待機遇的人，還是在無奈之中被困留此地的人，他們都在為了自己的生存，每天忙著各自的營生，蜂忙蟻走，早出晚歸，匆匆擦肩而過，無暇顧及對方，也從不駐足互相張望。他們唯一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有尊嚴地”飛離于此地。（后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