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晚上臨睡前才接到父親的電話。他告訴我說二伯父快不行了，讓我趕緊回去見他最后一面。我大驚，細問之下才知二伯父的胃癌復發了，幾年前二伯父曾做過手術，當時發現得早，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以為也就沒事了，沒想到幾年以后突然復發并迅速擴散。

我第二天便匆忙請假趕往老家的175醫院，二伯父正在那里做最后的治療，以期能多挽留他幾天。我到的時候，二伯父尚還能自己活動，可已神志不清，認不出人了。由于肺部受到嚴重感染，二伯父的呼吸非常粗重，用“氣喘如牛”形容并不為過，而且每次咳嗽都會咳出大量又濃又臭的痰液，還痰星四濺，連護理的護士都唯恐避之不及。

可是父親并沒回避，二伯父咳聲一起，父親總會第一時間把痰盂放在他面前，一手托著，一手拿紙給他擦口。后來母親私下底跟我抱怨說：連你堂哥都沒這么孝順，你爸他當小弟的干嗎那么盡心。我能理解母親的抱怨，兄弟與父子之間，自然是當兒子的該盡孝在先。然而，我亦理解父親，他是一個傳統倫理觀念極強的人，長兄如父一直是他遵奉的人生信條。

二伯父在我去的當天晚上突然進入病危狀態。按老家的風俗，客死他鄉意味著不得好死，一定是上輩子做孽，受到老天的懲罰。情急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連夜雇車回家，堂哥很快從街上叫來一輛面的，辦完一切出院手續，大家手忙腳亂地護送著二伯父回家了。

回到老家，從公路進家門，要經過六七級用亂石堆砌的臺階，堂哥意識到最好的辦法是把尚存一口氣的二伯父背著進家門，便蹲下身要讓家人把他父親扶到他背上，可是父親把他攔住了：“你一個小孩子家，萬一有個閃失怎么辦，我來。”說著不容分說彎下腰讓其他人把二伯父扶到他的背上。父親弓著身子，不敢直立起來，兩手緊緊托著二伯父的雙腿。有一點要說的是，二伯父的身材相當高大，雖已病入膏盲，但仍有一百多斤的體重，幾和父親相當。父親慢慢地挪著腳步，走到臺階時，只見父親停了下來，深呼了一口氣，然后右腳先緩緩地伸下臺階，待右腳站穩了，他示意其他人扶著他，然后他又緩緩把左腳伸下來，站定以后，父親又深呼了一口氣，再伸右腳開始走第二級臺階，如此反復，在平常只需三、五秒鐘便可走完的六七級臺階，父親背著二伯父用了差不多三分鐘。把二伯父背進房間，父親已是滿頭大汗，雙手按著腰部慢慢才直起身來。

我不知該怎么去形容看到父親做一切時的心情，沉重、悲傷、揪心，是，這些我都感受到了，這是人之常理。當一個前次見面還紅潤鮮活的生命，此刻卻已奄奄一息，就算我們之間沒有血肉相連的親情，即使我們曾為仇敵，此刻我也會為之動容。

此次回來，除了探視二伯父，父親還讓我給他帶回五千塊，他要還債用的。父親在電話里極其不忍地向我提及此事。我聽得出，父親一定是因為無計可施了，否則他不會輕易向我開口。父親的欠債源于幾年前的一次創業沖動中，在已跨知天命之年，他突然說要和鄉里幾個人合伙辦糖果加工廠，看他的樣子，頗有些“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味道。我當時正在廈門做去北京的準備，對父親的決定沒表示異議。現在想來，當時我沒阻止他是很大的失誤，父親為人，老實且膽小，這種性格哪能在生意場上混，更何況他已年過半百，他承受得了成功，卻不一定承受得了失敗，當然，這都是事后諸葛之說了。春節回家時，父親他們的糖果加工廠已熱火朝天開了工，看他每日早出晚歸的忙碌，我為父親這把年紀尚有如此創業激情深為鼓舞，也沒多問其它細節，幾天以后，我就因工作外派到了北京。在北京一年多，每次打電話回來，父親都說一切安好，不用我牽念。我哪里知道，其實父親他們的糖果加工廠沒維持一年就倒閉了，這是我從北京回來以后才知道的，加工廠被人騙了不說，還欠下一大屁股債，最后他們幾個合伙人因債務分攤不均起訌。到這關頭，吃虧的自然是老實人，父親很“順理成章”就成了替罪羊。從那以后，只要有人上門討債，其他人都通通推到父親身上，說他是經手人。可憐父親，一向開朗愛熱鬧的他，從此變得沉默怕見人，遇到債主追債上門，父親沒轍，一向百忍成金的他只好任人黑白顛倒編派甚至辱罵，他倒霉也認了，不該自己還的債也替人墊了，可一大筆債豈是父親能填平的，而追債的人只認錢哪認人，還是天天往我家跑，父親被逼無法，不得不時常跑去向親戚朋友借錢來還不該他還的債。都說這個年頭欠債的是爺討債的是孫子，可父親就是擺不出一副爺樣來威風幾把，倒被逼得像一只落水狗一般人人喊打。二伯父病重那幾天，又有人拼命追債，父親要護理二伯父，又要應付追債的人，其狼狽和窘迫可想而知，正是在這種情形下，他才開口向我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