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的姥姥和我的姥姥是一樣的。

妻的姥姥是村子里年齡最大的，她有著和共產黨一樣的年齡。身材小，可脾氣不小。一雙小腳走起路來，那種矍鑠，那種麻利，哪像九十多歲的人？昏黃又渾濁的眼睛，依然現著她年輕時的倔強和精明，還不失天真和深邃。

妻的姥姥是村子里大堤上一棵最粗最高的楊樹。

聽姥姥講那過去的故事，這讓我有如坐春風之感。她給我講故事時，眼睛中現出的亮光，讓人覺出她的高興，像找到知音一樣。握著我的手，緊緊的，她的世事洞明的氣場，倏及我心。近百年的人生砥礪，對她來說，什么都不是事兒。活的時間長了，對死的看法，就像回歸一樣。早就做好的壽衣壽帽，時不時戴一下穿一下曬一曬。沒有一絲的波瀾，沒什么可怕的，甚至想早點兒去找先她十多年離世的姥爺。

妻的姥姥是歷史，她嘴里的衛河兩岸近百年的滄桑，給了我無盡的聯想。她是智慧，她眼里的人情世故，給了我活著就是硬道理的指引。她是意義，她噔噔噔一口氣上到我的六樓，給了我天天向上的看不見的力量。

解放前，妻的姥姥的娘家有三四十畝地，她沒有挨餓的記憶。那你家不是地主嗎？我笑說。她決然地說，帶著幾粒唾沫星子，“中農！后來還給分了去！那是祖輩攢下來的！”后來，根據門當戶對原則，她認識了妻的姥爺————他家里也有幾十畝地。人的想法從哪里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生活中來的。生活給了她“經濟”的想法，這在農村是不多的。

妻的姥姥是一個有“經濟”想法的人。“文革”時，不讓賣東西兒。懷里揣著幾個雞蛋，惴惴地，尋著誰想要…………這是膽大心細的人才敢的，“挖社會主義墻角”的帽子要不得的。姥姥挎著竹籃子，在鎮上東張西望。白白的圍巾蓋著她炒的焦花生。那些管理者，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最是嚇人。有時，不得不把籃子和稱放在隱蔽處，蓋上玉黍桿子。有次，在給一人稱花生時，沒提防“敵人”已到面前，爭執中花生撒落一地。稱被那人拿到了鎮里，香噴噴的花生進入了那些人口中。從上午，到傍晚，她像電線桿子一樣杵在鎮政府門口等稱，嘴里說著不賣你們咋能吃到花生。沒幾天，五十多歲的姥姥又來了，籃子里不知放著什么。

妻的姥姥的“經濟”，是一種思想，光芒萬丈長，像太陽一樣。

有年春節，去二姨家里給她磕頭，她笑得眼都瞇成一線，像花一樣。握著我的手，問這問那，好像我是她的知音似的。神采怎一個奕奕了得！我笑說，我好串親戚的。她緊接著說：“我在這兒，你不給我磕頭呀！”一陣哄堂大笑。臨走時，姥姥倚窗揮動的手，成了一幅難忘的畫兒。

去年下半年，妻的姥姥偶感微恙。后電話知道，很快就好了，也沒去看她老人家。也許是老天的垂憐，送給我一個可心的女兒，心里盤算著過年給她磕頭時拍一張最大姥姥和最小女兒的合影，讓女兒也沾一沾姥姥的福氣。聽說，姥姥給我女兒的見面禮都準備好了。

臘月二十丑時，天還沒亮。妻輕輕地說了一句：“姥姥走了！”我的心咯噔一下，還是沒過去這個年。隔壁屋娘哽咽道：“有娘在，自己多大都不覺得大！”姥姥走得匆忙，但沒有太多的痛苦。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多少錢有些孩子氣。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1921年，姥姥生的偉大。2017年，姥姥走的光榮。

輕輕的她走了，正如她悄悄的來，不帶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