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jīng)常陷入一種焦慮。

面對一首樂曲，如果聽不到任何音符，我們會懷疑他。

面對一幅畫，如果看不到任何色調，我們會懷疑他。

面對一部電影，如果看不到任何故事，我們會懷疑他。

這種懷疑是一種焦慮，可怕地是這種焦慮會醞釀成一種悲哀。

一種叫做實用主義的悲哀。

我們急切地需要每一樣事物給我們帶來實用的價值，不然我們便會無情地棄置他。

而當所有的實用主義被指向為經(jīng)濟效益時，這樣的悲哀便被醞釀成功了。

今天朋友推薦我一首《4分33秒》的樂曲，演奏者叫做約翰凱奇。這是一首較為獨特的樂曲，沒有任何音符，只有秒表在滴答走著時間，還有演奏者翻動每一章的樂譜。

我不懂音樂，也不懂藝術。但是我覺得這位作家很有意思的并置了時間和樂章的關系。

我們可以在一首樂曲里感受時間的奇妙，每一首樂曲都有很獨特的時間概念，只不過表現(xiàn)形式是音符。而這首樂曲摒棄了這種形式。

這場演奏在西方國家已然成功發(fā)生，可我深感在目前我們國家所處的環(huán)境還很難登上“大雅之堂”，不過我深信他是存在的，存在于我們一般人不知道的“地下”。

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是對藝術有著高超領悟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民族，是個相對卓越的民族。反觀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在滔滔長河之中激打起的浪花，多多驚艷，一綻放便是一個世界。

這不是所謂對待過去的執(zhí)迷不悟，不是活在過去和歷史中。反觀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未來的路，是為了更加清晰地認識現(xiàn)在。

而現(xiàn)在，確確實實存在一個很值得人“焦慮”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普遍焦慮，焦慮于我們對于實用主義和經(jīng)濟至上這二者互相疊加所產生的恐怖效應。

孔子面對那個“禮樂崩壞”的時代，重新強調周禮。他不是要大家重新回到那個時代，而是用過去在提醒現(xiàn)在的人們，現(xiàn)在是什么樣，以后該如何行。

從而想起了前幾日看了一個交流會叫做“這就是民國”。張大春主持，陳丹青，賈樟柯，張鳴，王軍，錢理君五位社會不同領域的人士各自發(fā)言。十分生動有趣，獲益良多，讓我這個生在當下的人進一步了解了過去的一個時代，從而更好地認知當下。

活動完了之后有人提問，果不其然的問到類似于“談論民國到底能給現(xiàn)在的社會帶來什么樣的改變？”這樣的問題。

不能說這樣的問題提的錯誤，因為這確實是根本上所要面對的，可是這不是依賴于一次交流討論會能解決的。

因為我們的文化，或者說我們所繼承的文化，是有斷裂的，是不完整的。我們有很多奇怪的詞匯來源于某些特定的時代，或者直接服務于某種政權和意識形態(tài)。

而在這種基礎之上，我們很難要求改變或者作用立刻發(fā)生，更難取得立竿見影的經(jīng)濟效應。

但是，我們太容易忽略這一點，而拼命地掙扎著去追問一樣事務有什么用，能否創(chuàng)造經(jīng)濟效應。所以前文所說的那種悲哀便產生了，這種悲哀不出自于悲天憫人，而是出自于我們自身。

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在乎于我們自己，我們是時候給自己一個思考的時間，給自己一個學習的時間，讓我們能重新回歸到歷史和文化中去，讓我們抹平自己心中的焦慮。

前幾日在微博上看到閻連科先生發(fā)的一條長微博，具體內容不再詳述，其中有一個十分有趣的段落。

大概是先生家中的親戚勸先生多寫一些可以被改編成電視劇的書，這樣就成為既有錢又有名的人，甚至整個家族“臉上有光”。

由此我想起了米勒的名著《文學死了嗎》中的段落，他說他們美國學者和中國作協(xié)一起開會，聽到的是如今在中國最有影響力、最受尊敬的作家，是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的作家。

這不得不讓我覺得又一次的“焦慮”。

在此而言不是說被改編成電視劇的作品不好，或者不配受人尊敬或者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物，這絕對不是我的觀點也不會是閻連科先生或者米勒先生的觀點。在此舉例只是為了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文化生活究竟是怎么的環(huán)境。